婚姻的本质、困境与未来走向

作者：上海致格律师事务所 梁万美律师

摘要：

婚姻制度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合法性重构。这里的“合法性”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性（legitimacy），即一种制度是否被社会成员普遍视为正当的、应然的、值得遵守的。婚姻制度赖以被社会接受、被个体认同、被规范支撑的那套理由和基础，正在发生系统性替换。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费孝通功能主义两条理论脉络出发，论证婚姻的本质是以社会继替为核心的制度化安排，其功能重心正从经济合作与生育保障向情感满足与个体发展迁移。以中国最新婚姻数据为实证基础，本文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：婚姻制度的规范框架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之间正发生系统性脱节——个体化进程瓦解了传统性别分工的基础，高等教育性别比重构了婚姻匹配逻辑。通过国际比较，本文指出婚姻制度并非走向消亡，而是沿着“去制度化—功能分化—多元制度供给”的路径演进。中国的特殊挑战在于，传统家庭文化惯性与个体化进程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。未来出路不在于修补单一制度，而在于构建承认多元亲密关系形式的弹性法律框架。

关键词：

婚姻制度；去制度化；个体化；第二次人口转变；亲密关系多元化

一、引言

2026年上半年，全国结婚登记327.5万对，较上年同期减少26.4万对，同比下降约7.5%；离婚登记138.3万对，离结比攀升至42.2%。与此同时，国内已有超过5400万人群选择长期无证同居，平均同居时长可达4.7年。这些数字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：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，正在失去其曾经不言自明的支配地位。

然而，数据的下降是否等同于婚姻制度的失败？同居的兴起是否意味着婚姻将被替代？回答这些问题，需要超越“衰落论”或“永恒论”的简单判断，回到婚姻制度的本质逻辑，考察其与当下社会结构之间的耦合程度，并在此基础上推演其可能的演进方向。

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：首先从理论层面厘清婚姻的本质与功能起源；继而以实证数据考察婚姻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；最后通过国际比较，提出婚姻制度未来走向的分析性判断。

二、婚姻的本质与功能：两条理论脉络

（一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婚姻：私有制的产物与再生产装置

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提出了理解婚姻制度最具穿透力的命题：一夫一妻制“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，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，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”。这一判断揭示了一个常被情感叙事遮蔽的事实：婚姻制度在其起源处，并非爱情的结晶，而是财产关系的制度化表达。

在恩格斯的分析中，人类婚姻形式经历了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再到专偶制的演进，推动这一演进的根本动力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。当私有财产积累到需要确认继承人的程度时，专偶制——即对女性性行为的严格约束——便成为保障血统纯正、确保财产在父系内部传递的制度工具。换言之，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围绕财产继承和血统确认而建立的社会制度。

这一分析视角的洞见在于：它将婚姻从“自然”或“神圣”的范畴中解放出来，还原为特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。恩格斯由此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论断：当专偶制的经济基础消失时，“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，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，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”。这一判断为理解当代婚姻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基本的分析坐标。

（二）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婚姻：社会继替的制度保障

费孝通在《生育制度》中提供了另一条互补的分析路径。他的核心问题是：社会何以能够持续？答案是“社会继替”——即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完整传递，而婚姻制度正是保障这一过程得以完成的制度安排。

费孝通特别强调了“双系抚育”的概念：人类子代的抚育周期漫长，需要父母双方的共同参与，而婚姻制度的功能正在于将两性关系规范化，为双系抚育提供稳定的社会框架。在《生育制度》的框架中，“家三角”——由婚姻联结的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构成的三角结构——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，婚姻则是构建这一三角的制度入口。

与恩格斯将婚姻视为财产关系的延伸不同，费孝通将婚姻理解为一种“社会制度对个人生物性冲动的调适”——社会通过婚姻制度来规范生育行为，以确保人口再生产的秩序和质量。两条理论脉络的差异在于：恩格斯追问的是“婚姻为谁服务”，费孝通则追问“社会为什么需要婚姻”。但两者共享一个基本前提：婚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，而非婚姻当事人的情感体验。

（三）功能重心的历史迁移

将恩格斯与费孝通的分析叠加起来，可以勾勒出婚姻制度功能重心迁移的历史轨迹。在前工业社会，婚姻的核心功能是经济合作与生育保障：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，婚姻是劳动力配置和财产传递的制度工具。进入工业社会后，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步被企业替代，婚姻的经济功能从“共同生产”转向“共同消费”，其制度重心开始向情感陪伴和子女社会化倾斜。

至20世纪后半叶，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，婚姻所承载的经济保障功能进一步被社会保障体系所分担。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婚姻功能的“去经济化”与“情感化”：婚姻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情感关系的制度确认，而越来越少地被理解为一种经济合作的法律框架。正是这一功能重心的迁移，埋下了婚姻制度与当下社会结构之间产生张力的伏笔。

三、婚姻制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：三重结构性张力

（一）个体化进程与传统性别契约的瓦解

乌尔里希·贝克和伊丽莎白·贝克-格恩斯海姆的“个体化”理论为理解当代婚姻困境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。他们指出，现代性将个体从传统的责任与束缚中解放出来，但这一解放最初主要是男性的特权；当女性也开始要求“情感的亲密、平等的伴侣关系，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掌控”时，传统婚姻赖以运作的性别契约便面临根本性的动摇。

这一动摇的实质是：传统婚姻制度预设了一套性别分工——男性承担工具性角色（养家），女性承担表达性角色（持家）。但在个体化进程中，这套分工预设正在崩塌，“而新的规则尚未诞生”。婚姻不再是“命运的共同体”，而沦为“两份个体化履历的艰难拼接”。当一个制度的核心预设——性别角色的不对称分工——不再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时，制度的执行力必然下降。

（二）婚姻匹配的结构性失配

更具实证意味的是婚姻匹配层面的结构性变化。随着高校在校生中女性比例持续攀高，男女教育渐趋平等，但在传统婚姻匹配规范中，“男高女低”的梯度匹配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的文化惯性。

这种失配的后果是双重的。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而言，符合传统匹配期望的男性供给不足，导致其进入婚姻的概率下降；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而言，其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。婚姻匹配的结构性失配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，而是教育扩张的性别不对称与婚姻文化规范的滞后共同作用的产物。

（三）替代性亲密关系的制度真空

第三个张力来自制度供给的缺口。超过5400万人选择长期无证同居，但同居关系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处于一种“权利裸奔”的状态：同居伴侣不享有法定的继承权，没有当然的医疗签字权，“分手时不能主张家务补偿”“突发意外时无权代为医疗决策”。这意味着，相当数量的人群实际上生活在婚姻制度的保障范围之外，却又没有获得替代性的制度保护。

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，婚前同居在中国更多被视为“婚姻的试验而非替代”。然而，当同居时长达到平均4.7年、且部分同居关系已实质性地承担了婚姻的功能时，法律对其“非婚”身份的坚持便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不正义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同居是否应该替代婚姻，而在于：当人们以非婚形式构建稳定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生活时，法律是否应当提供基本的权利保障？

四、婚姻制度的未来：消亡、重构还是分化？

（一）去制度化不等于消亡

去制度化的核心含义是：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，其规范约束力正在减弱——社会对伴侣行为的定义和期待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强制力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作为制度形式本身正在消失。

一个关键的概念区分在于：制度约束力的弱化与制度形式的存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。婚姻的法律框架——财产共有、继承权、医疗决策权、税收优惠——仍然，在提供其他制度安排所无法替代的功能。因此，更准确的判断或许是：婚姻正在从一个“默认制度”转变为一个“可选制度”——它不再是亲密关系的唯一合法容器，而是多种选择之一。

（二）国际经验：功能分化与多元制度供给

北欧国家和法国的经验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。在北欧国家，同居伴侣享有与已婚伴侣“相似的权利”，法律对同居关系的保护程度较高。法国建立于1999年创设的“民事团结契约”（PACS）则是一个更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案例：它为不愿或不能进入婚姻的伴侣提供了一种“强度较低”的法律框架，在“财产、税收、社会保障等方面赋予其部分婚姻权利，同时保留了更大的个人自主空间。

这些国际经验揭示了一个共同趋势：婚姻制度正在经历“功能分化”——法律不再将所有的权利保障捆绑在婚姻这一单一制度上，而是通过多元化的法律工具（PACS、登记同居、事实同居的法律保护等）为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提供差异化的制度供给。

（三）中国路径：传统惯性与个体化之间的张力

中国的婚姻制度变革面临一个独特的结构性约束：传统家庭文化观念的惯性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，“人们对于婚姻态度的转变相对滞后”。这种文化惯性的积极面在于，它为中国维持了相对较低的婚外生育率和不育率，避免了部分西方国家出现的“家庭解体”极端形态。但其消极面同样明显：它使得法律制度的改革面临更大的文化阻力，也使得个体——尤其是女性——在婚姻制度转型过程中承受了更多的角色冲突压力。

中国的路径更准确地被描述为“稳定边界—内部重组”：婚姻的外部边界（即什么算婚姻）仍然相对稳定，但其内部结构——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、角色分工、情感期待——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新协商。这一路径的优势在于秩序的可控性，其风险则在于制度调整的滞后可能加剧一部分人群的权益真空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本文认为婚姻制度的未来演进将沿三条路径展开。其一，婚姻法律的功能剥离：将部分权利保障（如医疗决策、继承安排）从婚姻身份中剥离，使之可以通过意定监护、遗嘱等工具独立获得，降低“进入婚姻”的制度必要性。其二，同居关系的分层保障：借鉴法国PACS模式登记伴侣”制度，为不愿进入婚姻但需要基本法律保障的伴侣提供中间选项。其三，婚姻内部的平等化调适：通过家务劳动补偿制度、离婚财产分割规则的完善，回应婚姻内部性别角色不对称的现实，使婚姻制度与个体化的平等期待之间的落差逐步缩小。

五、结语

婚姻制度的本质是以社会继替为核心功能的制度化安排，其历史形态随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。当前婚姻制度面临的困境，不应被理解为“婚姻的危机”，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制度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系统性脱节。个体化进程瓦解了传统性别契约，教育扩张重构了婚姻匹配逻辑，而同居关系的制度真空则暴露了法律供给的不足。

婚姻制度不会消亡，但它必须改变。改变的方向不是强化对婚姻的制度保护以“挽救”结婚率，而是承认亲密关系形式的多元化，在法律层面实现从“婚姻中心主义”向“关系多元主义”的转型。这一转型的核心原则应当是：任何稳定的、承担了共同生活功能的亲密关系，都应当获得基本的法律承认和权利保障——无论它是否被称为“婚姻”。

参考文献

[1] 恩格斯：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[M]. 1884.

[2] 费孝通：《生育制度》[M]. 商务印书馆, 1999.

[3] 於嘉、谢宇：《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》[J]. 人口研究, 2019(5).